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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厅一角

　　傅山（1607—1684），字青主，山西阳曲人。其先世原居山西大同，六世祖傅天赐以《春秋》明经为临泉王府教授，始徙居太原府忻州。

　　傅山先生书法创作理念

　　傅山，为明清之际最具代表性书家之一。清初书坛以赵、董书风为尚。晚明尚奇求变之浪漫主义思潮，在政治干预下并未引起太大反响。徐利明在《中国书法风格史》谈及清初书法时称：“清初书坛，大体上表现为两种倾向，或仿二王及董其昌，或效米芾及王铎，并偏重于前者。但多求形似，乏于神韵，更谈不上新创。”鉴于此，傅山率先提出了“四宁四毋”书学主张，提倡以“拙”“丑”“支离”“真率”来反对“巧”“媚”“轻滑”“安排”之崇董时风。在书法创作上，傅山践行其书学主张，以针对清初书坛因崇董书风而形成的柔媚之态。

　　首先，傅山主张崇尚篆隶，以“篆隶笔意”贯穿于书法创作中。徐利明提出：“‘篆隶笔意’是指在今体书——真、行、草书的体势与用笔中兼有篆书或隶书或篆、隶书相杂的某些形式与技巧因素，从而使今体书法中含有某种篆隶书意趣。”傅山在《杂记》中云：“不知篆、籀从来，而讲字学书法，皆寐也。”傅山所作小楷，点画沉着厚重，笔笔精到无虚笔，线条圆劲稳健，篆隶笔意尽显。他说，自己写《黄庭经》数千遍，全用圆锋笔、香象力，竭诚运腕，“圆锋笔”是指篆隶笔法之中锋用笔，“香象力”是指用笔力度如香象渡河，笔笔尽彻。傅山小楷中还常出现篆书偏旁构件，古拙之趣明显。傅山对“篆隶笔意”之推崇并非仅限于楷书，而是涵盖于整个今体书（楷、行、草）之创作。

　　其次，傅山强调在书法创作中的感性作用，力倡“率真”“自然”之书写，反对刻意安排、轻滑媚俗之状态，其草书作品最具代表性。傅山草书中所表现出的连绵环绕、气势磅礴之态，正可视为其情感之宣泄，而且这种情感宣泄，必须是在无心而作之下表现出来的。以傅山所临王羲之《伏想清和帖》为例，此作落款虽曰“傅山临”，但无论在体势、字法及章法上均打破了王书固有模式。傅山此作在章法上通篇采取其惯用的回环缠绕、连绵不断，气势磅礴，墨色变化浓淡干湿分明，字字之间组合亦随性而为，突破了固有法式。傅山之“临作”无疑是将古人法帖进行改造后的再度创作，其创作动机无疑是出于主观意愿。

　　傅山书法创作之感性色彩还体现在提倡“丑拙”之书美思想中，其对丑拙之美的追求可表现为两方面：一是溯古求变、标新立异之书美追求，反映到其书法创作中是与当时书风拉开差距，且极具个人特色之古拙书风；二是其在感性发挥的作用下也出现一批书写不精的作品，傅山的劣作，有时通幅缠绕连绵，线条柔弱，缠绕造成无数均匀闷塞的线圈，似乎有理不清的烦乱之感。

　　当然，傅山主张在理性状态下“道”“技”结合，感性发挥是以理性思考为前提的，而书法作品所呈现出的诸多面貌，看似缠绕连绵出于法度之外，实则循规有矩均从法度中来。

　　最后，傅山还强调书品与人品的统一，其在《作字示儿孙》中言：“作字先作人，人奇字自古”。对傅山而言，学书当首重人品，而志气正直则是书家品格之关键，只有如此书家作字才可有奇趣、有古意。

　　“真率”，还是“直率”？

　　市博物馆一楼临展厅展出的“我为青山主——傅山专题展”临展，展出了傅山不少书法作品。在书法创作上，傅山率先提出了“四宁四毋”的书学主张，但不同版本有“真率”“直率”两种说法。

　　“四宁四毋”出自傅山《作字示儿孙》诗的注文，这首诗和注文收在他的文集《霜红龛集》中。

　　《霜红龛集》流传至今有6个版本：

　　1.祁县戴廷栻《晋四人诗》刻本（清顺治十八年 1661）

　　2.阳曲张耀先刻本（清乾隆七年 1742）

　　3.汾城刘贽刻本（清乾隆三十二年 1767）

　　4.寿阳刻本（清咸丰四年 1854）

　　5.平遥王晋荣刻本（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）

　　6.山阳丁宝铨刻本（清宣统三年 1911）

　　其余各版本都依据这6种刻本翻印（参见陈监先《〈霜红龛集〉版本源流考》）。这6个版本所收录的傅山诗文内容、数量不一，《作字示儿孙》诗及注文，戴廷栻刻本、刘贽刻本没有收录。另外4种中，张耀先刻本作“寜真率”，寿阳刻本和王晋荣刻本作“寜直率”，丁宝铨刻本作“寍直率”。

　　丁宝铨刻本晚出，一般认为较为完善，流传也更广，后来编入丛书（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）和影印出版的都在使用这个版本。“直率”一说，应当源自这一版本。

　　成书更早的张耀先刻本，以及清代以来的其他文献都写作“真率”，如全祖望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、徐鼒《小腆纪传》、李元度《国朝先正事略》、赵尔巽《清史稿》、徐珂《清稗类钞》等，都作“真率”。全祖望生活在康乾时期，与傅山相去不远，他所阅读的文本可能就是张耀先刻本。后来的《小腆纪传》《国朝先正事略》《清史稿》《清稗类钞》等关于傅山的文字，基本都属于传记题材，应当是以全祖望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一文为蓝本取材的。

　　故推测，“真率”出于张耀先刻本（同全祖望本），后在传记文本系统中流传；“直率”出于寿阳刻本，在文集系统中流传。这两个版本相隔一百多年，一般来说更早的版本接近原本的概率大一些。此外，全祖望的文章里特别点出了傅山“四宁四毋”之说，这对后世“四宁四毋”的接受和传播有很大的影响，这一影响至少在文本上从《清史稿》到《南明史》都可以看出。在现代书法史研究中，“真率”的表述出现得更多一些，这或许与全祖望的总结与发展是一脉相承的。还有一点，“真”在刊刻过程中漏掉下面的“八”，要比“直”字衍出“八”的情况更容易发生。

　　不过，由于“真率”与“直率”在语义上相近，在“四宁四毋”的语境里都可以理解，人们也就很少去分辨文本上的差异了。（编辑：李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