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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驴和陶骆驼俑

司马金龙墓胡人牵驼俑

　　俑是中国古代丧葬习俗中使用较为普遍的冥器之一，是代替人或物殉葬而塑造出的一种产物。近年来，对墓葬出土的人物俑及其服饰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，对于动物俑的研究则略显逊色。动物俑作为陪葬品出现在墓葬中，不仅折射出动物在当时社会中的发展情况，而且也为农业、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物证。本文选取了北魏时期平城地区出土的动物俑为研究点，梳理了大同地区北魏动物俑发掘资料，结合鲜卑逐步汉化的发展过程，依据《大同南郊北魏墓群》考古发掘报告的墓葬分期，对动物俑以及当时农业、畜牧业的发展情况等问题进行对比赏析。

　　拓跋鲜卑族建立了北魏王朝，平城时代是这个王朝最为辉煌的一段，始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（398年），终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（494年），此时拓跋鲜卑从游牧生活转向了农耕文化，墓葬文化的发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，不仅加速了汉化程度的发展，还积极与其他民族或外来文化进行交融，逐步淡化了自己原有的文化因素，成为我国当时北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中心。

　　在大同，北魏时期墓葬考古发掘数量颇丰，一批批重要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成果层出不穷，为研究大同地区北魏动物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。大同地区发掘出土动物俑的墓葬有迎宾大道北魏墓群、湖东北魏墓、七里村北魏墓群、雁北师院北魏墓、宋绍祖墓、司马金龙墓、下深井北魏墓、田村北魏墓、陈庄北魏墓、文瀛路北魏壁画墓、二电厂北魏墓、御昌佳园北魏墓、云波路北魏墓、东信北魏墓、沙岭北魏墓等，经过对比，发现出土有动物俑的墓葬多数为平城时代晚期。北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，动物俑是以当时的动物为原型仿制而成，多数为陶质，手工捏制。种类有马、牛、羊、骆驼、猪、狗、鸡等。造型上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变化，在墓葬中有以出行仪仗俑而配套的牛车、战马等动物形象，彰显了军事实力和墓主人身份地位；有以模仿现实生活家禽家畜的动物俑，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；还有以贸易往来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骆驼，体现了当时对外来文化的接纳。因此，在北魏墓葬中原有的殉牲现象逐渐减少，家禽类动物俑的数量逐渐增多，在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吏的墓葬随葬动物俑也成为一种时尚。

　　下面，笔者就北魏时期出土的动物俑相关问题进行一番探讨。

　　在北魏的发展历史中，曾先后两次向南迁都，逐步推行汉化。平城地区出土的动物俑，作为陪葬品在墓葬出现的时间较晚，多数在平城时代晚期开始出现，且多见于汉族官吏或鲜卑贵族墓葬，以马、牛、羊、骆驼等出行仪仗俑群或贸易往来的动物俑为主，反映了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形式仍然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特征。随着农业和畜牧业发展，开始了定居生活，出土的动物增加了猪、狗、鸡等家禽类，此时期的畜牧业迅速发展达到了繁盛。迁都洛阳出土的动物俑在继承平城动物俑的特点基础上向前推进，尤其是动物的足部不再以板形足为主，而是出现了卧姿或分体制作。洛阳地区出土的子母猪和子母狗等动物形象，从制作工艺上的精细与华丽，也体现出生活的安逸与富足，反映了鲜卑人已把农业和畜牧业融入到生活中，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。

　　平城时期是北魏拓跋鲜卑族学习汉文化的重要过渡时期。动物俑是过渡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也是北魏畜牧业经济与汉文化融合发展的有力物证，尤其是家禽类动物的出现，更是反映了北魏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。其一，从军事上看，平城地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交融的地带，在军事防御和迁徙过程中，马的作用不容忽视。鲜卑人喜马、识马、用马，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多见，所以马在动物俑中出土的量最多。其二，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，对官员、贵族、富商推行了“庄园经济”，传授了家禽动物的饲养技术，扩大了动物的饲养规模。北魏平城时代对畜牧业的发展重点体现在马、牛、羊、驼等方面，据《魏书·帝纪》记载：“诏牧守令长，同部之内，贫富相通，家有兼牛，通借无者。”说明北魏时期对牛的使用既要用于农耕又要满足出行。羊在北魏主要充当食物和日常贸易往来的物品，在《齐民要术》中就有明确记载羊肉和羊奶制品的制作方法，并且在北魏的壁画中也有描绘。从这些出土的动物俑来看，其种类逐渐丰富，数量逐渐上升，说明当时畜牧业发展的繁盛。其三，在贸易往来上，骆驼不仅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，在日常的市井贸易中，也发挥着驮物运输的职能，体现了当时贸易往来的频繁和城市发展的繁荣。

　　北魏在推动汉化的趋势下，农业、畜牧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变，通过对马、牛、羊、骆驼以及家禽形象的运用，展现了北魏时期动物俑的演变过程，也从当时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看到了多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融合。（编辑：李炯）